第三章 东方文明溯源

前两章分别讨论了宇宙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。接下来，视线要从“人从哪里来”转向“文明从哪里来”，尤其是东方文明与《易经》的源头。

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，也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，还会把文化发源追到三皇五帝、伏羲女娲、神农黄帝。这样的叙事构成了中国人理解自身历史的重要线索。但如果要真正进入传统文化，就不能只停留在“众人都这么说”。

哪些内容有文献依据？哪些内容有考古依据？哪些内容来自传说、神话与后世整理？如果不把这些层次分清，学习传统文化很容易变成两种偏差：要么盲目自豪，要么轻率否定。

本章要建立的，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东方文明起点，而是一种看历史、看经典的方法：能考证的部分按证据说，不能考证的部分保持开放；传说、史书、考古、神话，各有自己的边界，也各有自己的价值。

谈东方文明溯源，最容易进入一条熟悉的叙事：三皇五帝、尧舜禹、夏商周，一路传承下来，形成中华文明。

这条叙事当然重要。它为中国人提供了历史认同，也提供了文化连续性的想象。但如果要认真追问文明源头，就必须先分清三类材料。

第一，是正史记载。

《史记》从黄帝写起，一直写到汉武帝时代，奠定了后世理解上古历史的重要框架。但越往前，越接近传说时代。司马迁写秦汉之际，材料基础相对更近；写黄帝、尧舜禹时，距离那些时代已经非常遥远，中间又经历文献散佚、口耳相传和历史重构。

第二，是考古文物。

殷墟甲骨文，是目前能够比较明确证明商代已有成熟文字和国家结构的重要材料。甲骨文记录祭祀、占卜、王权、战争、农业等国家生活，是中华文明可考证体系中极重要的支点。

第三，是传说与神话。

三皇五帝、伏羲女娲、神农炎帝、黄帝蚩尤，不能简单当成虚构，也不能直接当成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记录。它们更像是族群记忆、文化象征、历史碎片和后世解释共同形成的复合体。

东方文明的源头，不能用一句口号解决。真正的理解，要从这些不同层次之间展开。

讨论文明，首先要问：什么叫文明？

一般来说，一个成熟文明至少需要两个重要标志：文字，以及相对稳定的国家结构。

没有文字，就很难留下明确的纪年、制度和事件记录。没有国家结构，就很难说社会已经进入成熟文明阶段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商代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最稳固的证据之一。它说明当时已有成熟文字，也有王权、祭祀、战争、农业、天象和占卜等系统记录。

但如果要往前说“五千年”，问题就复杂了。

甲骨文不可能凭空出现。成熟文字之前，必然有长期的符号、记事和书写演化过程。这个判断合理，但“合理推测”不等于“已经证明”。如果缺少明确文物、文字和纪年材料，就不能把推测直接当成定论。

这不是否定中华文明的深远源头，而是提醒我们：学习传统文化，要知道哪些是已证，哪些是推测，哪些是传统叙事。

真正的自信，不是把所有传说都当成铁证，而是有能力在证据、推测和信仰之间保持清醒。

三星堆之所以震撼，是因为它呈现出一种与中原华夏文明很不相同的气质。

青铜面具、神树、特殊造型器物，以及玉石、贝类、象牙等材料，都让人自然联想到古蜀文明、区域交流，甚至更遥远的文明联系。

但三星堆与夏、商、中原文明、古蜀、古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仍然不能随便下绝对结论。考古可以给出年代、器物、遗址、文化层，但许多更深的关系仍需谨慎推断。

不过，有一条线索值得注意：研究《易经》、河图洛书、天干、十月历、连山等内容时，往上追经常会碰到古彝族及其古老文化保存。

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可以简单归到古彝族，而是说明：中华文明的形成很可能不是单线发展的。它更像一条大河，有很多支流，包含多个族群、多个区域、多个知识系统长期交汇的结果。

所谓中华文明，不是一开始就以今天熟悉的样子完整出现。它有复杂源头，有不同层次，有一些已经可考，也有一些仍在传说与符号中保存。

传统叙事中，三皇五帝是理解上古历史的重要入口。

关于“三皇”有不同说法。其中一种古老说法认为，三皇为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。

燧人氏教人用火，使人从茹毛饮血进入熟食时代。

伏羲与女娲相关，伏羲画八卦，结束结绳记事的阶段。

神农氏与农业、医药相关，象征人类从采集走向农耕。

再往后，有少典氏、有蟜氏，传说他们生下炎帝神农与轩辕黄帝。炎帝与黄帝有阪泉之战，黄帝与蚩尤有涿鹿之战。黄帝统一各部后，发展农业、车船、医学、音乐等，因此被尊为人文始祖。

但上古人物未必都能简单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单个人。黄帝可能是一个具体人物，也可能是一个部落首领称号，甚至是多代首领、一个族群或一套文明系统集中到一个名字之下。

很多上古人物都可能有这种特点：后世把一个部落、一段历史、一类发明、一套知识系统，浓缩成一个名字。

五帝之后，是尧、舜、禹，再到大禹建立夏朝。传统叙事常把尧舜禹讲成禅让美谈：有德者居位，天下为公。但历史是否只有这一种讲法，还需要继续看材料。

看历史，最忌只用一个道德标签下判断。

今天的人看古人，很容易站在现代价值观里评判：谁开明，谁野蛮，谁正确，谁错误。但古人的选择往往受制于当时的制度、战争、资源、权力结构和文化观念。

以秦始皇为例。

统一文字、制度、度量衡，是秦统一天下后重建共同秩序的重要部分。焚书坑儒当然造成文化损失，也带有强烈权力目的。但如果站在秦刚刚统一六国的背景下看，各国文字、制度、历史叙事、政治认同都不同，如果不建立新的秩序，天下很可能继续分裂。

理解这一点，不等于替秦始皇辩护，而是说：历史不能只看结论，也要看当时面对的问题、使用的方法和产生的后果。

同样，周平王东迁、春秋战国礼崩乐坏，也不能只用谁好谁坏解释。周幽王、褒姒、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流传很广，但另一些史料中，周幽王废申后及太子、申侯联合外族攻周、周平王东迁等内容，又呈现出更复杂的政治背景。

历史在传承中会变形。一个故事传得越久，越容易被道德化、戏剧化、政治化。学习传统文化，不是不相信历史，而是要学会把历史放回历史中看。

《竹书纪年》提醒我们，历史叙事并不只有一种。

这部书相传在西晋时期由盗墓事件引出，墓中竹简经整理后，形成一批从黄帝、尧舜禹到夏商周等时期的记录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其中某些叙事与《史记》以及儒家常见讲法并不一致。

传统儒家喜欢强调尧舜禹禅让，把上古政治理想讲成天下为公、圣贤相传。但《竹书纪年》相关叙述中，尧舜禹之间并不总是温和禅让，而更像权力斗争、逼迫、囚禁与夺位。

韩非子也有类似角度。他说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这些都可以说是以下犯上，但天下却称赞他们。韩非子关注的是政治现实：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政治正当性不只是血统和名分。

孟子谈武王伐纣时，则把纣称为“独夫”。这意味着纣已经失去君主应有的仁义资格，所以杀纣不算弑君。这里也能看到儒家如何通过概念转换维护自己的政治伦理。

这并不是说《竹书纪年》一定完全真实。它也有版本、辑佚、后世整理等问题。但它至少提醒我们：正史不是唯一声音，儒家叙事也不等于历史本身。

学习传统文化，如果只接受一种漂亮叙事，很容易把历史学成神话。更稳妥的方法，是让不同材料互相参照。

越往上古追，证据越少；越接近传说时代，人物越可能不是单个人，而是部落、族群、时代记忆的集合；越接近神话，越不能直接用现代史学方法判断真假。

因此，东方文明最早从哪里开始，很难给出一个简单、确定、无争议的答案。

没有必要强行证明“三皇五帝完全符合现代史实”，也没有必要把它们简单斥为虚构。更合适的态度，是承认它们处在历史、神话、族群记忆和文化象征的交界处。

当外在历史源头难以完全追清时，有一条内在线索反而更清晰：八卦、河图洛书，以及由此发展出的《易经》系统。

换言之，东方文明的外在起点也许难以完全确定，但中华文化、术数、哲学和宇宙观中最核心的一条线索，可以不断追到八卦与河图洛书这一层。

关于八卦从哪里来，常见有三种说法。

第一种，是伏羲发现河图洛书。

传说黄河出龙马，背负河图；洛水出神龟，背负洛书。伏羲见到这些图象之后，研究出八卦，由此明白天地人的结构。

第二种，是河图洛书由燧人氏创造，再传给伏羲。

这种说法把伏羲之前的燧人氏也纳入传承链条，认为八卦不是伏羲凭空发明，而是接收了更早的知识系统。

第三种，是伏羲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。

伏羲观察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，发现阴阳变化；再由阴阳推演四象，也就是太阳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；四象再加阴阳，最终推演出八卦。

这三种说法都很有象征意义，但也都留下疑问。

如果龙马神龟背着图出现，那图是谁放上去的？为什么伏羲刚好遇见？

如果是燧人氏传给伏羲，为什么后世主要说伏羲画卦？

如果完全靠观察自然推演，为什么这一套系统能如此完整、抽象、稳定？

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否定八卦，而是说明八卦与河图洛书的来源可能比常见故事更复杂。它们也许是更早文明的遗留，也许是某种史前知识系统被后人保存、整理和传承下来。

伏羲也许不只是一个个人，而是这一系统的发现者、整理者或代表性象征。

《易经》说到底，是在讲变化。

人最大的不可控，是变化；天地最大的规律，也是变化。阴阳就是描述变化的基本语言。

阳可以理解为主动、推动、显现的力量；阴可以理解为承载、收敛、顺受的力量。阴阳交感，变化发生。

从阴阳两个基本符号出发，可以生出四象；四象再变化，形成八卦；八卦代表自然界八种大的现象或状态；八卦两两相叠，形成六十四卦；每卦六爻，共三百八十四爻。

六十四卦可以看作六十四种大格局，三百八十四爻则描述人在不同位置、不同阶段、不同条件下的处境变化。

卦代表一个大格局，也可以理解为时间；爻代表人在格局中的位置，也可以理解为空间。这是象数的思路。

后来，周文王为卦写卦辞、爻辞，把龙、马、牛、羊、虎、鱼等生活与自然意象放进去；孔子及其弟子又对《易经》进行解释和发挥，形成《十翼》，也就是易传系统。这样，《易经》就从象数系统逐渐发展出义理系统。

因此，《易经》当然可以用于卜筮，但如果只把它当成占卜书，就把它看窄了。中华文明很多哲学、术数、政治、伦理和生活智慧，都从这套变化系统里生发出来。

古人面对重大疑问时，并不是简单“占一下就决定”。

《尚书·洪范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决策观：君王有大事，要先问自己的内心，再问大臣，再问百姓，再问天，再问神。

这里面包含多重判断：自我判断、群臣意见、民众意见、天时判断、神意判断。

这不是把责任交给神明，也不是完全凭占卜拍板。它更像一套决策程序：人先尽人的判断，再参考天与神的象征性指引。

所以，古人用卜筮，并不等于现代人理解的迷信。真正的问题不是“占不占”，而是占卜在整个判断结构中处在什么位置。

卜筮可以作为辅助判断，但不能代替人的责任和理性。如果把《易经》只当成神秘占卜，就会忽略它背后的宇宙观、历史观、政治观和人生观。

乾卦中的龙，是理解《易经》从象数进入天文的重要入口。

“潜龙勿用”“见龙在田”“飞龙在天”“亢龙有悔”“群龙无首”，表面看像是在讲龙的不同状态。其实这里的龙不只是神话动物，它还与古代天象、二十八星宿和节气运行有关。

龙在不同阶段的显现，背后对应着天象在一年之中的升降、显隐和变化。

这说明，《易经》中的象不是随便取的。很多象背后都有天文、历法、农时、政治与人生处境的复合意义。后面进入乾卦时，才真正能看出“龙”为什么不是一条普通的龙，而是一套时位变化的象。

因此，追问东方文明的源头，最后不能只停在历史人物和王朝谱系上。更深的一条线索，是数与象如何把天地、人事、时间、方位组织起来。下一章进入河图洛书，正是从这条内在线索继续往下追。

第一，东方文明的源头不能简单用“上下五千年”概括。五千年是重要文化认同，但从严格考证角度看，文字、国家结构、文物证据需要分别讨论。

第二，三星堆、古蜀、古彝族等线索说明，中华文明不是单线发展的，而可能吸收了多个族群、区域和古老知识系统。

第三，三皇五帝、尧舜禹、黄帝炎帝等内容，不能简单当神话，也不能简单当史实。它们是文化记忆和历史解释的混合体。

第四，《竹书纪年》提醒我们，历史叙事不只有儒家理想化版本。所谓禅让，也可能被不同材料解释为权力斗争。

第五，《易经》的真正核心不是神秘化，而是变化。阴阳、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，是一套描述宇宙、自然和人生变化的系统。

第六，河图洛书与八卦是后续学习的关键入口。东方文明的外在源头未必能完全追清，但中华文化中的变化系统，可以从这里开始把握。

第一，如果历史、神话、考古和族群记忆都只能提供部分线索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“文明源头”？

第二，如果三皇五帝既不是单纯神话，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实，那么它们在中华文明中真正承担的功能是什么？

第三，如果八卦和河图洛书的来源不能简单解释，那么它们更像是发明、发现，还是更古老知识系统的保存？

第四，如果《易经》的核心是变化，那么学习《易经》是否首先要学会在不同材料、不同叙事和不同位置之间看见变化？